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书先生几次出访欧美等国家，载誉归来，澄清了不少传闻。随后不久，听说过去文艺界的一位头面人物，有意出访欧美，想邀先生同行，他自当团长，钟书先生为副团长，钟书先生婉辞拒绝了。我想这样挺好，先生可犯不着去为他更衣换装的。
后来我与先生的往来多了一些。70年代末，我的10年冤案终于平反，这时我可以自由地说话、写作了。80年代初，因写作《文学原理》，我先与同行合编一套《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曾写信钟书先生，向他求教可供翻译的外文书籍。钟书先生很快给我回信，谈起情报所一位先生主持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手册》，收有一篇北大年轻老师写的有关西方文论的述评，是经他推荐的。此文的写作，曾经得到先生的不少指点，先生建议我与情报所商量一下，借阅一下原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未去成。他认为书稿中所开列的作者与书名，都很准确。先生认为我开列的书，有的已过时，我列出的书如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他认为是“一本基本经典”，《管锥编》就引用过两次；而另一部为结构主义开路的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他认为把这本书译出来应“是当务之急”。此书我原与一位搞民间文学的朋友商量由他译出，因国内当时就他有原著，书又不肯借出来，他也答应由他翻译，但一晃已是多年，人事全非，看来是胎死腹中了。先生还讲到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是本“叙述周备而平允”的著作，这些指点都开阔了我的视野。
我在50年代的大学生活里，已逐渐地抹平了自己的原有的鲜活的个性，文革前，进一步受到左倾文艺思潮的左右，所以对于领导号召批判这、批判那的各种举措，从未怀疑过，成了一个“跟跟派”。60年代我在一篇文章里，曾批评了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涉及到了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去的）的几位先生。当生活正常下来后，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因此在我初步反思了过去学术思想上的失误之后，见到曾被我提过的先生，我就向他们表示歉意，以获得人家的谅解，这样我们就有了相互的了解与共同的语言。
1983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在8月底、9月初，由钟书先生主持召开第一届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双方各出10人。是年年初，钟书先生通知我撰写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问题，参加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当文章写好后，我就送稿子给钟书先生审阅，并附了一信。在信中简要地表示了过去在我身处绝境时，先生是我亲属之外的唯一人性地对待我的人，在残酷的年月，给了我人间的温暖和生之信心，久久不能忘怀；表示了我对过去的反思，在上面提及的文章中，我也曾涉及杨先生翻译的《名利场》一书的序言。钟书先生很快给了我回信，说见我信后，“我们俩极为感动”，信中引了两句杜诗：“丈夫声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声”应为“垂”）。先生说，“上一句是我们对你的期望，下一句是我们对自己的鞭策。请不要有记忆包袱”，杨先生则做了附笔。两位先生的话，显示了长者的豁达大度，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安慰。
80－90年代，我国兴起的巴赫金的研究，实际上是和钟书先生的推动分不开的。自60年代我国开始所谓“反修”以来，外国文艺思想被极左思想搞到极度混乱的境地；同时几十年不订外国杂志，也使我们到了双目失明的地步。外文方面的文学理论书籍已中断了几十年，图书馆里虽有巴赫金的零星著作，但我并未看过。及至这次钟书先生要我就巴赫金写成文章，并要在两个月内写出，这给了我很大压力，于是我立即进入了状态。我知道我国《世界文学》曾于1982年刊出过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的译文（夏仲翼先生译），以及同时还刊有夏仲翼先生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一文。这是当时介绍巴赫金的全部中文资料。至于巴赫金的原文著作，8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里仅有两种，一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为《文学美学问题》（论文集），英文材料当时不易找到。
我阅读了一个多月的原著，觉得巴赫金的文艺思想十分独特，这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和其他前苏联文学理论是大相径庭的，有关评论巴赫金的俄文资料当时也相当难找。于是围绕复调小说写了一篇文章《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指出这一理论的独创性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此文交给钟书先生后，不久就接到先生一字条，说文章写得有自己见解，很用工夫；缺点是未将此一理论与同类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考虑到要译成英文，为外国与会者提供讨论的文本，这次只好这样了。钟书先生说得对，我的文章未作比较，这实际上是个难题，因为我刚刚接触巴赫金，理解他的理论，理清它的线索就很不易，加上80年代初的知识有限，所以要做“比较”，暂时无从做起。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学者唐纳德·方格尔提供了类似的一篇论文，它一面介绍了巴赫金当时鲜为人知的一些传记材料，同时也侧重于对复调小说理论的探讨。在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力图挑起我们两人在理论上的争议，但我们两人的论文只是形成了互补，未能激起针锋相对的争论。会上，方格尔教授提供给我的一份研究巴赫金的文献目录，是很有价值的。西方从60年代中期起至1983年6月止，在研究巴赫金方面，大约出版了几本小册子与发表了120篇左右的论文（不包括前苏联在内），而我国则刚刚开始。我听到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佐良教授说，80年代初，在国外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总是听到巴赫金、巴赫金的，不清楚巴赫金是什么人，这次中美学者共同讨论这一问题，大体使人了解了巴赫金其人及其学术地位，很有帮助。而此时钟书先生对西方掀起的巴赫金热早就看到，所以当西方学者提交的论文中有巴赫金的论题时，也就让我来做这方面的文章了。
巴赫金是20世纪独树一帜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理论家，他的学术思想，比前苏联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的著述加在一起，更富独创精神，更有意义和更丰富得多。通过这次会议，外国人知道了在中国也有学者在研究巴赫金的著作。1984年春，美国专门研究巴赫金的学者霍奎斯特夫妇，来京短期逗留，与我约会，谈了不少国外研究巴赫金的情况，他们自己则已写完《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即将出版，等等。后来我国学者培养了好几位研究巴赫金的博士，出了专著，有关巴赫金的论文也日见增多。1996年，我与巴赫金遗产继承人鲍恰罗夫教授取得联系，并无条件地获得巴赫金著作翻译成中文的版权后，与白春仁等教授一起，主编并出版了中译6卷本《巴赫金全集》，进一步普及了巴赫金。而在我自己的著作中，则借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给以阐发，努力使之成为我的文学观念的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钟书先生是促成我国研究巴赫金的开先河者。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组织工作极好，讨论问题极广，显示了中美两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力。钟书先生大会的开幕词，充满了交往对话的精神，得体而富睿智与幽默，用中英两种语言交替演说，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阵阵掌声！
大约是1986年的8月，邻居许国璋先生托我上班回家时，顺便为他给钟书先生送篇他的文稿，请钟书先生提提意见。我与钟书先生约好后，回家时就去了他家。钟书先生的大客厅进门是会客地，往里就算是工作室。几个书柜，书并不多。他充分依靠图书馆的书，随借随看随扎随还，所以他过去图书馆跑得很勤，与一般学者喜欢买书的习惯是大不一样的。不过，他案头新的外文杂志不少。这次我去，正值他身体健康不算太好的时候。我一到，他就用无锡话和我交谈。他说，他主要是血压高，低压到了110度，而且没有感觉，所以医生嘱他要严格休息。他自己也无精神看东西，他说连西德、法国出他的小说、论文集的序文，他都不看，主要是没有精力。因此对许国璋先生的文稿只好表示抱歉了，让我如实转告许先生，许先生是不会见怪的（许是他的学生）。
随后他谈到前不久，一位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年轻人，通过院领导转给他看稿子，他翻了翻，觉得错误不少，引了些美国末流教授的话，真没价值，他对这种学风表示不满。此人还说到，神话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他发明的，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说法，中国文论中有的是，中国的文字也分表里的。他说现在不少文章的引文，你去核对一下，就会发现走样了，有的完全走样了，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引来的。
钟书先生接着说：搞文学理论研究不容易，我一生搞理论，搞得很苦，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见解。现在不少人都在说新理论，其实在外国人那里，早已不是什么新的了，结构主义已经过时，我们过去不清楚，现在仍在大搞，也真是没有办法呢！托多罗夫已经改弦易辙，有本叫《批评之批评》的，可以看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自己说，他一生是在搞理论的。一般认为，他较多地是研究古籍、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而且年轻时还搞创作。
我还说，现在理论上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很需要把外国的东西有计划地介绍过来，让人多多了解。钟书先生马上接着说，那自然要的，但怎么介绍？你看看，介绍那些外国理论的人，真正弄清楚的人不多，倒往往是他被人家的理论介绍了。我忍不住哈哈一笑，连连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这种情况很多，作者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对象，却是摆着架势，这类文章，读者读得自然莫名其妙。
先生说：我看到一些文章，错误太多，一知半解。我看你们研究室（我当时在文艺理论研究室）很活跃，就一篇关于主体性的文章说了不少意见，真是，文章经不起推敲，这可是不行的呢！澳大利亚的一位哲学家说，真正的好文章，在于证明，为什么是错误，而一般文章都是在证明自己的正确。如果反过来看看自己的不足，笑话就可能会少多了。然后谈到当时有人提到“忧患意识”的问题，先生说，这一问题外国人七、八十年前就讲了，我在三、四十年前的《谈艺录》中也谈过的。
钟书先生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评价似乎不高，但对卡夫卡十分推崇。他说，卡夫卡说过：得到了出路，并不就是得到了自由。我说，这话是很深刻的，实际情况往往就是这样。这时，先生就从书柜里拿出他的《七缀集》，打开书面第29页，给我看他的引文。我说，我很喜欢卡夫卡的小说，我们都是通过他描写的“城堡”、“审判”，走进了80年代的。钟书先生笑了一笑，接着说，卡夫卡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的。然后先生带着感叹的语调说：中文啊，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一种是小说的现实，一种是生活的现实，看看好的小说，对照对照这两种现实，各有启发，是很有意思的呢！
钟书先生的这次谈话，内容丰富，一些看法切中时弊，十分中肯，对文学理论现状的不少评语，充满睿智与幽默，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尤为感佩的是，他对中外文学理论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相当熟悉，而且了如指掌。对于外国文艺理论中出现的新现象，他都能及时把握；他对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有关问题，甚至一些人的发言，也能及时阅读，这对于一位已经接近八旬高龄的学者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下转第12版）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书先生几次出访欧美等国家，载誉归来，澄清了不少传闻。随后不久，听说过去文艺界的一位头面人物，有意出访欧美，想邀先生同行，他自当团长，钟书先生为副团长，钟书先生婉辞拒绝了。我想这样挺好，先生可犯不着去为他更衣换装的。
后来我与先生的往来多了一些。70年代末，我的10年冤案终于平反，这时我可以自由地说话、写作了。80年代初，因写作《文学原理》，我先与同行合编一套《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曾写信钟书先生，向他求教可供翻译的外文书籍。钟书先生很快给我回信，谈起情报所一位先生主持的《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手册》，收有一篇北大年轻老师写的有关西方文论的述评，是经他推荐的。此文的写作，曾经得到先生的不少指点，先生建议我与情报所商量一下，借阅一下原稿，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未去成。他认为书稿中所开列的作者与书名，都很准确。先生认为我开列的书，有的已过时，我列出的书如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他认为是“一本基本经典”，《管锥编》就引用过两次；而另一部为结构主义开路的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他认为把这本书译出来应“是当务之急”。此书我原与一位搞民间文学的朋友商量由他译出，因国内当时就他有原著，书又不肯借出来，他也答应由他翻译，但一晃已是多年，人事全非，看来是胎死腹中了。先生还讲到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是本“叙述周备而平允”的著作，这些指点都开阔了我的视野。
我在50年代的大学生活里，已逐渐地抹平了自己的原有的鲜活的个性，文革前，进一步受到左倾文艺思潮的左右，所以对于领导号召批判这、批判那的各种举措，从未怀疑过，成了一个“跟跟派”。60年代我在一篇文章里，曾批评了所谓资产阶级人性论，涉及到了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去的）的几位先生。当生活正常下来后，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因此在我初步反思了过去学术思想上的失误之后，见到曾被我提过的先生，我就向他们表示歉意，以获得人家的谅解，这样我们就有了相互的了解与共同的语言。
1983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在8月底、9月初，由钟书先生主持召开第一届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双方各出10人。是年年初，钟书先生通知我撰写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理论问题，参加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当文章写好后，我就送稿子给钟书先生审阅，并附了一信。在信中简要地表示了过去在我身处绝境时，先生是我亲属之外的唯一人性地对待我的人，在残酷的年月，给了我人间的温暖和生之信心，久久不能忘怀；表示了我对过去的反思，在上面提及的文章中，我也曾涉及杨先生翻译的《名利场》一书的序言。钟书先生很快给了我回信，说见我信后，“我们俩极为感动”，信中引了两句杜诗：“丈夫声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声”应为“垂”）。先生说，“上一句是我们对你的期望，下一句是我们对自己的鞭策。请不要有记忆包袱”，杨先生则做了附笔。两位先生的话，显示了长者的豁达大度，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安慰。
80－90年代，我国兴起的巴赫金的研究，实际上是和钟书先生的推动分不开的。自60年代我国开始所谓“反修”以来，外国文艺思想被极左思想搞到极度混乱的境地；同时几十年不订外国杂志，也使我们到了双目失明的地步。外文方面的文学理论书籍已中断了几十年，图书馆里虽有巴赫金的零星著作，但我并未看过。及至这次钟书先生要我就巴赫金写成文章，并要在两个月内写出，这给了我很大压力，于是我立即进入了状态。我知道我国《世界文学》曾于1982年刊出过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一章的译文（夏仲翼先生译），以及同时还刊有夏仲翼先生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和小说复调结构问题》一文。这是当时介绍巴赫金的全部中文资料。至于巴赫金的原文著作，80年代初，我国图书馆里仅有两种，一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为《文学美学问题》（论文集），英文材料当时不易找到。
我阅读了一个多月的原著，觉得巴赫金的文艺思想十分独特，这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和其他前苏联文学理论是大相径庭的，有关评论巴赫金的俄文资料当时也相当难找。于是围绕复调小说写了一篇文章《复调小说及其理论问题》，指出这一理论的独创性及其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此文交给钟书先生后，不久就接到先生一字条，说文章写得有自己见解，很用工夫；缺点是未将此一理论与同类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考虑到要译成英文，为外国与会者提供讨论的文本，这次只好这样了。钟书先生说得对，我的文章未作比较，这实际上是个难题，因为我刚刚接触巴赫金，理解他的理论，理清它的线索就很不易，加上80年代初的知识有限，所以要做“比较”，暂时无从做起。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学者唐纳德·方格尔提供了类似的一篇论文，它一面介绍了巴赫金当时鲜为人知的一些传记材料，同时也侧重于对复调小说理论的探讨。在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力图挑起我们两人在理论上的争议，但我们两人的论文只是形成了互补，未能激起针锋相对的争论。会上，方格尔教授提供给我的一份研究巴赫金的文献目录，是很有价值的。西方从60年代中期起至1983年6月止，在研究巴赫金方面，大约出版了几本小册子与发表了120篇左右的论文（不包括前苏联在内），而我国则刚刚开始。我听到参加这次会议的王佐良教授说，80年代初，在国外与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总是听到巴赫金、巴赫金的，不清楚巴赫金是什么人，这次中美学者共同讨论这一问题，大体使人了解了巴赫金其人及其学术地位，很有帮助。而此时钟书先生对西方掀起的巴赫金热早就看到，所以当西方学者提交的论文中有巴赫金的论题时，也就让我来做这方面的文章了。
巴赫金是20世纪独树一帜的哲学家、美学家、文学理论家，他的学术思想，比前苏联的美学家、文学理论家的著述加在一起，更富独创精神，更有意义和更丰富得多。通过这次会议，外国人知道了在中国也有学者在研究巴赫金的著作。1984年春，美国专门研究巴赫金的学者霍奎斯特夫妇，来京短期逗留，与我约会，谈了不少国外研究巴赫金的情况，他们自己则已写完《米哈伊尔·巴赫金》一书，即将出版，等等。后来我国学者培养了好几位研究巴赫金的博士，出了专著，有关巴赫金的论文也日见增多。1996年，我与巴赫金遗产继承人鲍恰罗夫教授取得联系，并无条件地获得巴赫金著作翻译成中文的版权后，与白春仁等教授一起，主编并出版了中译6卷本《巴赫金全集》，进一步普及了巴赫金。而在我自己的著作中，则借鉴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给以阐发，努力使之成为我的文学观念的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说，钟书先生是促成我国研究巴赫金的开先河者。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组织工作极好，讨论问题极广，显示了中美两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实力。钟书先生大会的开幕词，充满了交往对话的精神，得体而富睿智与幽默，用中英两种语言交替演说，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阵阵掌声！
大约是1986年的8月，邻居许国璋先生托我上班回家时，顺便为他给钟书先生送篇他的文稿，请钟书先生提提意见。我与钟书先生约好后，回家时就去了他家。钟书先生的大客厅进门是会客地，往里就算是工作室。几个书柜，书并不多。他充分依靠图书馆的书，随借随看随扎随还，所以他过去图书馆跑得很勤，与一般学者喜欢买书的习惯是大不一样的。不过，他案头新的外文杂志不少。这次我去，正值他身体健康不算太好的时候。我一到，他就用无锡话和我交谈。他说，他主要是血压高，低压到了110度，而且没有感觉，所以医生嘱他要严格休息。他自己也无精神看东西，他说连西德、法国出他的小说、论文集的序文，他都不看，主要是没有精力。因此对许国璋先生的文稿只好表示抱歉了，让我如实转告许先生，许先生是不会见怪的（许是他的学生）。
随后他谈到前不久，一位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年轻人，通过院领导转给他看稿子，他翻了翻，觉得错误不少，引了些美国末流教授的话，真没价值，他对这种学风表示不满。此人还说到，神话的“表层结构”、“深层结构”是他发明的，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说法，中国文论中有的是，中国的文字也分表里的。他说现在不少文章的引文，你去核对一下，就会发现走样了，有的完全走样了，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引来的。
钟书先生接着说：搞文学理论研究不容易，我一生搞理论，搞得很苦，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见解。现在不少人都在说新理论，其实在外国人那里，早已不是什么新的了，结构主义已经过时，我们过去不清楚，现在仍在大搞，也真是没有办法呢！托多罗夫已经改弦易辙，有本叫《批评之批评》的，可以看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自己说，他一生是在搞理论的。一般认为，他较多地是研究古籍、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学的，而且年轻时还搞创作。
我还说，现在理论上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很需要把外国的东西有计划地介绍过来，让人多多了解。钟书先生马上接着说，那自然要的，但怎么介绍？你看看，介绍那些外国理论的人，真正弄清楚的人不多，倒往往是他被人家的理论介绍了。我忍不住哈哈一笑，连连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这种情况很多，作者其实并不清楚自己的对象，却是摆着架势，这类文章，读者读得自然莫名其妙。
先生说：我看到一些文章，错误太多，一知半解。我看你们研究室（我当时在文艺理论研究室）很活跃，就一篇关于主体性的文章说了不少意见，真是，文章经不起推敲，这可是不行的呢！澳大利亚的一位哲学家说，真正的好文章，在于证明，为什么是错误，而一般文章都是在证明自己的正确。如果反过来看看自己的不足，笑话就可能会少多了。然后谈到当时有人提到“忧患意识”的问题，先生说，这一问题外国人七、八十年前就讲了，我在三、四十年前的《谈艺录》中也谈过的。
钟书先生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评价似乎不高，但对卡夫卡十分推崇。他说，卡夫卡说过：得到了出路，并不就是得到了自由。我说，这话是很深刻的，实际情况往往就是这样。这时，先生就从书柜里拿出他的《七缀集》，打开书面第29页，给我看他的引文。我说，我很喜欢卡夫卡的小说，我们都是通过他描写的“城堡”、“审判”，走进了80年代的。钟书先生笑了一笑，接着说，卡夫卡可以好好研究一下的。然后先生带着感叹的语调说：中文啊，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一种是小说的现实，一种是生活的现实，看看好的小说，对照对照这两种现实，各有启发，是很有意思的呢！
钟书先生的这次谈话，内容丰富，一些看法切中时弊，十分中肯，对文学理论现状的不少评语，充满睿智与幽默，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尤为感佩的是，他对中外文学理论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相当熟悉，而且了如指掌。对于外国文艺理论中出现的新现象，他都能及时把握；他对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有关问题，甚至一些人的发言，也能及时阅读，这对于一位已经接近八旬高龄的学者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
他未写作有关当前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但他了解当前的种种理论现象，因此他的思想总是处在学术前沿的。他的关于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的说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使我了解到钟书先生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即对于一位文学理论家来说，他大体上面对两种现实，在小说阅读与对现实的体验的相互激荡中，来进一步欣赏虚构的东西与体验现实真实的东西，从中获取心灵的愉悦与灵感。
后来钟书先生身体一直不算太好，我也不忍去打搅他，只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每逢他在电话中知道是我，立刻就使用家乡话和我谈话，这有时使我感到突然，一下还反应不过来。在得知我大病之后，便驰书表示慰问；有时来信，表示几句抱歉，说所里把我的信送到他那里去了，拆开一看内容，才知是我的信。我也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情况，并且至今一些给我写信的人，大约深受钟书先生名字的影响，老要给我改名，把我名字中的中字加上金字偏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今，钟书先生被一些人写成各种样子。仔细一看，都是在把先生往自己的思想框架里塞，这也是名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在政者描绘钱钟书如何合作，并且加油升温；不在政者则极力写其相反的一面，阐扬其特有的丰采。我们只好权当互补，多看看再说。
有的人则把先生描绘成一个粗俗的人，无缘无故抡棍子打人的疯子，逼死女婿的人等等。这样的写法与笔调，一看就知道是存心不善，企图给钟书先生抹黑，把运动逼死人的罪责，转嫁到钟书先生身上去了（何况这些所谓“看在眼里”等等细节描写全是一种杜撰，被描写的钟书先生根本“不在场”），而且现在还用嘲弄的口吻，描写惨遭“516”悲剧的家庭与死者，结果写者竟是不知不觉地再次表现了那种特定时期的政治优越感与刻薄，这做得实在太过分了呢！对于强加给人的政治灾难，是不可嘲弄的呢！至于人，都有俗的一面，看在什么场合表现了。在抓“516”的一片肃杀之中，说些俗话，说不定还可以缓解一下生活之无聊与残忍，使人发出一笑，解构一下那些圣者之虚伪面目的呢！
至于借“诗坛泰斗”、“理论名家”的评语，来说明钟书先生的著作不过是“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的东西，这自然是一种看法。不过，钟书先生的东西，目前还没有人能把它“碎拆下来”，因为如果要做到“碎拆下来”，实际上就得把《谈艺录》、《管锥编》真的拆碎以后来读，谁会这样愚蠢地来读书的呢？你要读先生的整本的书，你就拆碎不了他的思想。对钟书先生的吹捧、炒作是存在的（钟书先生估计到一种现象一旦成了“显学”，是会被人庸俗化的），但是这些成分会被历史不断清除，而不断净化着的历史已经证明：
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和小说《围城》，是会长久地流传下去的！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将会记上钟书先生的杰出的理论贡献的！（上接第10版）他未写作有关当前文学理论问题的文章，但他了解当前的种种理论现象，因此他的思想总是处在学术前沿的。他的关于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的说法，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使我了解到钟书先生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即对于一位文学理论家来说，他大体上面对两种现实，在小说阅读与对现实的体验的相互激荡中，来进一步欣赏虚构的东西与体验现实真实的东西，从中获取心灵的愉悦与灵感。
后来钟书先生身体一直不算太好，我也不忍去打搅他，只是逢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每逢他在电话中知道是我，立刻就使用家乡话和我谈话，这有时使我感到突然，一下还反应不过来。在得知我大病之后，便驰书表示慰问；有时来信，表示几句抱歉，说所里把我的信送到他那里去了，拆开一看内容，才知是我的信。我也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情况，并且至今一些给我写信的人，大约深受钟书先生名字的影响，老要给我改名，把我名字中的中字加上金字偏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今，钟书先生被一些人写成各种样子。仔细一看，都是在把先生往自己的思想框架里塞，这也是名人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在政者描绘钱钟书如何合作，并且加油升温；不在政者则极力写其相反的一面，阐扬其特有的丰采。我们只好权当互补，多看看再说。
有的人则把先生描绘成一个粗俗的人，无缘无故抡棍子打人的疯子，逼死女婿的人等等。这样的写法与笔调，一看就知道是存心不善，企图给钟书先生抹黑，把运动逼死人的罪责，转嫁到钟书先生身上去了（何况这些所谓“看在眼里”等等细节描写全是一种杜撰，被描写的钟书先生根本“不在场”），而且现在还用嘲弄的口吻，描写惨遭“516”悲剧的家庭与死者，结果写者竟是不知不觉地再次表现了那种特定时期的政治优越感与刻薄，这做得实在太过分了呢！对于强加给人的政治灾难，是不可嘲弄的呢！至于人，都有俗的一面，看在什么场合表现了。在抓“516”的一片肃杀之中，说些俗话，说不定还可以缓解一下生活之无聊与残忍，使人发出一笑，解构一下那些圣者之虚伪面目的呢！
至于借“诗坛泰斗”、“理论名家”的评语，来说明钟书先生的著作不过是“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的东西，这自然是一种看法。不过，钟书先生的东西，目前还没有人能把它“碎拆下来”，因为如果要做到“碎拆下来”，实际上就得把《谈艺录》、《管锥编》真的拆碎以后来读，谁会这样愚蠢地来读书的呢？你要读先生的整本的书，你就拆碎不了他的思想。对钟书先生的吹捧、炒作是存在的（钟书先生估计到一种现象一旦成了“显学”，是会被人庸俗化的），但是这些成分会被历史不断清除，而不断净化着的历史已经证明：
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和小说《围城》，是会长久地流传下去的！
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将会记上钟书先生的杰出的理论贡献的！
